| 2012年3月，在徐州弟子孙逸林局长的陪同下小览一代文豪状元李蟠的真迹碑刻。 李蟠(1656—1729)，字仙李，又字根庵。号莱溪。祖籍河北正定，元朝至正年间迁来徐州，他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李向阳，是明代天启年间的举人。父亲李合，是明末弘光年间的拔贡，著有《忖庵诗集》。他幼承家训，年少聪颖，很早就显露出过人天赋，旧志载：“李蟠幼年聪慧，读书可一目十行，写文章，洋洋数干言，一气呵成、不涂改一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中举人。三十六年(1679年)中进士。其殿试答卷《廷对制策》，与康熙皇帝的《策问》一问一答，遥为对应，满篇2000余字，文笔雄劲，气势磅礴，陈述治国要略，精深之至。其内容对军政、吏治、河防、靖务均有涉猎，且答对贴切，符合事理，条理清晰，切中时弊，不乏真知灼见，并有独到见解。康熙皇帝大为赏识，钦点李蟠为一甲一名(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入国史馆，篆修《大清—统志》，并为侍渎，有“天朝第一人物”之美誉。
他何以能获得文功武略的康熙大帝的“钦点”？从李蟠的状元卷上可以管窥一斑。
《廷对制策》：治国要略，精深之至
科举考试，是古代大多数读书人出官人仕的唯一途径，而科举考试中的状元，更是万众仰慕的佼佼者。李蟠是自隋朝创立科考以来，到清光绪三十年的刘春霖终，有名姓可考者599人中唯一的徐州状元。其状元卷《廷对制策》，是目前能够见到的唯一的古代科举考试中式的状元卷，初见于民国36年3月30日《徐报》副刊，后被收入《李蟠诗文集》。
李蟠的状元卷之所以能打动潜心儒家、精通汉学的康熙皇帝，当有其过人之处。阅读过康熙的《策问》及李蟠的《廷制对策》，即可知康熙与李蟠的一问一答，恰如当年在南阳卧龙冈上的刘备和诸葛亮，堪称太和殿上的隆中对。
针对康熙的《策问》，李蟠在《廷制对策》中开宗明义，提出帝王治理天下，必成天下之大功，必立天下之大法，必兴天下之大利。而要成天下之大功，就必须果敢决断，春温秋肃，恩威并用；立大法，就必须法理明晰，防微杜渐，清浊不能相淆；兴大利，就必须使山川河流渐抚渐平，使国计民生赖以发展。三者既成，帝王即能实现最佳统治，官吏能得到很好的制约，百业就能兴旺发达，百姓就能安居乐业。继而对靖边、吏治、河防也进行条分缕析陈述己见。
靖边：抚循绥集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第三次出征西北，征剿噶尔丹，并大败之。但是康熙始终对西北塞外的游牧部落感到如芒在背。康熙在《策问》中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做好对西北各部的抚循绥集。
李蟠在《对策》中从容应对，抚循之道，在于安其身而服其心；绥集之要，在于因其势而变其俗。西北游牧部如噶尔丹者兵轻路险，可随时逃遁，可一旦被犁庭扫穴，其首领及追随者心中必受震动，产生悔意，即是收服他们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多年来一直与朝廷对抗，其心中亦是忧虑不安，一旦朝廷对他们施以仁政，既往不咎，他们必心存感激而归顺。同时向他们申大义，明诚信，抚其心，顺其意，愿为兵者编入伍，愿为民者归入农，这便是抚循之道。抚循的同时，亦要善于招降纳叛，这样就可以逐步清除其远遁的党羽。惟有使他们知道当初为匪为盗时偶有所乐，今天为顺民可无忧无虑自得其乐；惟有使他们知道以前只是逐水草而居，现在可以逐渐定居生活，抛却流离游荡之苦，才能让他们真正改邪归正。从长远计，可以将内地之人有计划地迁移塞外，让外迁居民引之导之；同时也可以将塞外民众有计划地迁移到各省安置，使当地居民教之化之，使他们安居乐业。这即是绥集之道。而在抚循绥集时亦要审时度势，次第用之，不可操之过急，急则生变。若如此，则边防固若金汤，华夏平安无警，大功可成也。 吏治：宽考核、严黜陟
由于此前康熙一直为外乱所扰，削三藩、收台湾、平定准噶尔，对于吏治没有兼而顾之，致使墨吏丛生，贪赃枉法者不乏其人。虽在荡平噶尔丹后严加诫谕，法在必惩，但官吏积习相沿，未尽悛改。康熙在《策问》中提出吏治问题，想听一听民间的声音。
李蟠亦从容阐述其见解，治理天下之大要，必先于安民，而安民的重要措施，即要约束官吏。而当今官吏关爱百姓，远不如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官吏爱惜名声，远不如喜爱自己的官椅俸禄。他们之所以如此，一是吏部考核过于严格，致使官吏计划之中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便以其不作为而被罢黜。这就使官吏们心有后顾之忧，放不开手脚施政，转而以官舍为旅馆，得过且过，抑或有归隐田园之意。侥幸考核过关，则又思量着如何升迁，于是便做下蝇营狗苟之事。只有对考核从宽，让官吏从容施政，久之，廉耻高下即泾渭分明。二是由于黜贬陟升制度不严肃，对于恪尽职守洁身自好者不加以劝勉，而对贪赃枉法者，则因其善于逢迎而得以擢升显位。这样就使得盘剥民众以资媚上者日见增多。只有严肃黜陟，使贪墨者黜之，廉洁者擢之，可清不正之风。在宽考核、严黜陟的同时，对官吏也不能一概而论。倘使某官吏确实廉洁，即使刑名钱谷之事稍有贻误，亦可宽恕。倘使某官吏确实贪渎，即使刑名钱谷之事在考核中无一不出类拔萃，亦要罢黜，甚至可杀之诛之，以儆效尤。从而自觉改正自身的错误，继而修身自好，勤勉为政。
河防：固堤防，深疏浚
由元至清，京杭大运河一直是漕运要道，南方米粮经运河直达北京。到康熙年间，黄河、运河水患频仍，漕船受阻时有发生。虽然此时国库已支付百余万巨金兴工修筑，尚未达到预期效果。河道如何疏浚才能免除泛滥之患，以达到永无溃决之虞？
李蟠认为，古今都没有最好的治理黄河之法，只有引导黄河之法。不因情势而治之，只是修堤防、堵塞口，修与堵并不能保证河水不上涨，也不能保证河堤不溃决。筑闸修堤，则是积蓄水势，一旦溃决，千里汪洋。而开引河挖支河，仅能够起到缓其水势，起不到根本作用。惟有疏浚黄河下游，使河水快速流去，才是根本之道。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河道无滞水，则没有溢涨或溃决之虞。治理黄河下游的同时，亦要治理上游，引黄入淮，亦不失为上策。因为在黄河临清段，河道广而易漫；在徐沛段，河道高而易涨；在宿桃段，河道浅而易壅，此三处均不益于行水。只有兼治上游，方能消除黄河不定期涨水。在治理黄河上游时，堤防不可以不固；治理下游时，疏浚不可以不深。如果能做到这些，则能达到以河冲河，无需借用人力进行不定期的挖浚。如以河济淮，则根本不用考虑挖浚。最好是顺其就下而使之东归于海，以浩瀚大海来承受东注之河水。这样，即使大雨成灾，黄河亦不会再危害民众了。一荣俱荣，黄河既治，运河即无溃决阻塞之虞，漕船便可畅通无阻直达京师。
文风、书法皆“动”人
通览李蟠《廷制对策》全文，除却因情势为康熙皇帝歌功颂德的奉承之语外，在对靖边、吏治、河防的分析说理上，真可谓脉络清晰，思维缜密，见解独到，鞭辟入里。其文风旷达豪放，其行文恣肆汪洋。为国家计、为社稷计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跃然纸上。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工笔正楷不错落一字地完成此文，也足见当年李蟠之才情。
最先看过李蟠《廷制对策》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吴涵，次阅者，为文华殿大学士张鹏翮，均为之击案叫绝。阅后即传于当廷张、李二中堂，两人详阅之后皆惊叹：“坐而言，起而可行者，惟此一卷耳。”并将此卷定为一等。及至呈送到康熙面前，康熙细心阅读后，亦禁不住击节赞赏。知李蟠为徐州人，笑谓诸臣：“徐州濒河，土居人宜其了了，且江北人老实，不知走声气，此为实学。”可见康熙对李蟠之文评价殊高。康熙详览所有呈送殿试卷后，相较高下，遂御笔亲书李蟠为第一甲第一名，又拔严虞惇、姜宸英同为三鼎甲。
康熙对李蟠青眼有加，一是其文章确有独到之处，二则是因为李蟠的书法。据民国《铜山县志》载：“（李蟠）书法赵孟頫，其所书东坡《放鹤亭记》、《金刚经》迄今人宝之若拱璧焉。”康熙皇帝对明代董其昌的书法情有独钟，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为科举计，李蟠在研习赵孟頫书法的同时，亦潜心董其昌书法，致使其在殿试卷上的书法既有赵氏遒媚、秀逸的书风，亦有董其昌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的书风。康熙在阅读李蟠的试卷时，首先被他的书法所吸引，谓：“字在董、赵之间，策字字硕画，非经生可及。”三千余文不错落一字、通篇秀丽俊逸的工笔小楷为李蟠挣足了印象分。
天地间之大文，并不以时间为限。掩卷而思，感叹万千：昔日李蟠殿试夺魁并非浪得虚名。科举所举之士，并非都是穷经皓首之草包也！ 称其一代文豪，当之无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