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园太极拳

槐园太极拳 › 首页 ›武林文苑› 文苑私语 › 查看内容

[个人日记]道德帝国的自足与过敏

2016-3-6 17:0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64| 评论: 0|原作者: admin|来自: 未知

摘要: 　　 道德帝国的自足与过敏 吴钩 ...
　　

[个人日记]道德帝国的自足与过敏

吴钩



??
蒋廷黻先生著《中国近代史》，在总论中提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1]蒋书初刊于1938年，时距被确认为中国近代肇始的1840年已近百年。有了这一百年的纵深，回头检点历史，则其发展脉络已大致清晰。但厕身近代变局的当事者却未必能够洞察时势的方向，十九世纪初叶，西方的商业潮汐拍岸而来，近代因素风起水生（本文尝试将发达的商业贸易、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大城市的出现、市民社会的形成等对近代化的支持性因素概括为“近代因素”，相应的，将限制前者产生和发展的因素，称之为“反近代因素”），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却视近代因素为异己之物，排斥之、抵挡之、压制之，以致晚清之近代化举步唯艰，一波三折，令人扼腕，似乎确有一种强大的“反近代”惯性牵引着帝国避开与近代发生接触。其实早在乾隆朝与嘉庆朝，英国已经数次遣派使团来华，商洽两国通商事宜，均为天朝拒绝，朝廷一味纠缠于英使觐见方式的虚礼，类似的礼仪争执还将多次出现在十九世纪清王朝的外交细节上。显然，帝国对虚礼的重视远胜于对实务的关注。1860年之后，筹办洋务的务实派官僚还屡屡被道德保守主义者谴责为“以夷变夏” 的“名教罪人”。不少历史学者将帝国对近代挑战的过度保守反应归结为“天朝心态”所使然。但是，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则传统更深处的反近代因素尚需要展开检讨。在西方尚未来临的十六世纪，甚至在十一世纪，中国自发的商业已经十分活跃，然而商业力量并未能开辟通往近代的路径，它一直受到传统道德秩序的敌视和排挤。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乃是一种建立在道德保守主义上的治国逻辑致使帝国性格与近代因素格格不入，“自大”（天朝心态）与“保守”不过是道德保守主义的合理表现。

本文的观点基于承认这样一种对历史的观察和判断：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国家。黄仁宇先生长期致力于明代财税制度研究，他从财税专业的角度描述了道德保守主义政治的形成――我们的帝国由无数的小自耕农组成，下层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信条件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个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买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个人自我约束和对人谦让。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重真切，不讲究效率。好在这些个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经典，也为官僚集团成员所诵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长时间历史的根据。”[2]我们概括地说，传统中国必须极力倡导安分守己的道德秩序，来弥补组织、制度和技术上之不足，借以维持对一个扁平社会的统治，任何异己因素与多元关系的出现既无从应付，亦不被允许。南宋朱熹任地方官时，即规定“人子不蓄私财”，何况近代商业体系牵涉太广，当然不为一个扁平社会及其道德秩序所容忍。

海外汉学家习惯将前近代中国称之为“儒教中国”，道德保守主义当然可以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学理渊源。但道德保守主义之酝酿成熟则发生在南宋，以十三世纪中叶程朱理学被朝廷尊为意识形态正统为标志，意味着道德保守主义政治从此将深刻地塑造帝国的性格与命运。十三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南宋后期，此前，北宋时期发达的商品经济让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化历史的学者们深感兴趣，黄仁宇认为宋王朝的缔造者赵匡胤并不是一个十分注重意识形态构建的领导人，其行政之重点不在抽象的道德原则，税收摆脱了对农业的依赖，而比较留意、器重商业。在十一世纪的北宋时代，城市化蓬勃发展，商业贸易发达，手工业生产十分先进，纸币出现，当时的商船也将指南针技术用于航海，到十三世纪指南针才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因此不少汉学家都乐意将宋代中国描述为“近代初期”。不过普林斯顿大学已故教授刘子健先生则否定这一判断，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3]。扼制帝国向近代自发演化的因素根殖于传统深处。尽管北宋的经济不断扩张，商业主义抬头，然而商业性格却为主流价值体系和传统道德秩序所轻薄；而且，朝廷在一个巨型的扁平社会实施重商倾向的财税体制，但组织和技术上的准备都未及时展开，其将受到的挫折已可想象。宋神宗厉行“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国事”（黄仁宇语）的王安石新政，难免被时人目为“聚敛”和“与民争利”，并预见其失败。我们则相信变法受挫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扁平社会无从支持具有近代精神的政策。宋室南渡之后，新法已被南朝君臣视为乱政之罪魁祸首，南宋风气变得顾后而内向，大异以前的冒险主义。历经了变法乱政与军事挫败以后，道德保守主义大获人心，先是程朱学派通过讲学在民间广为传播，随后朝廷隆重宣布理学为国家正统。信奉道德保守主义的人们坚信，“道德重建”才是拯救国家的唯一出路，“治国”之道在于“修身”，“修身”在于“正其心，诚其意”；“政治就是恰当的统治，确保所有行为符合道德原则才是有价值的，决策应当建立在礼义规范的基础上，成功即符合正确的教条，选拔官员的标准是能否身体力行道德准则”[4] 。

我们将这种对道德原则及其效用的无比忠诚与高度自信概括为“道德保守主义的自足”。显然，道德保守主义的政治逻辑具有先验而完整的自恰性，所谓政者，正也，政治的施行必须谨遵神圣的道德法则，德行有亏、礼仪不修，则其政不正、治国无成；唯有正心诚意，不违道德礼义，方能使天下大治、万民归心。在这里，“修身―治国”构成了自足的逻辑链条，道德之外，治理一个庞大帝国所涉及的技术性复杂因素竟不被考虑。我们看晚清政权一再败于西方之“坚船利炮”，仍认为造船制炮乃是小技末节、奇技淫巧而已，天朝胜在道德礼义。这种无知的自负，可以从南宋道德保守主义的逻辑自足找到其渊源。只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即使南宋的道德保守主义者是如此的自信，他们所尊崇的道德信条还是未能给王朝带来福音，尽管朝廷已经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十三世纪下叶，南宋为蒙古蛮族所灭。不过后来取代元朝统治的朱明王朝继承了南宋道德保守主义政治的重要遗产。那么，我们对帝国反近代因素的检索还应该延续至明代。

明太祖朱元璋将王朝的社会结构改造得更加扁平化（历史学家相信这与他对王安石新法的厌恶有关），豪族大户尽受打击，商业资本亦严加限制，帝国直接建立在难以估数的小自耕农之上，“采取严格的XX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守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5]。技术与组织所不及之处，全赖传统之道德秩序支持。我们不妨将道德因素视为天朝实现统治的技术性代偿品，但经过朱熹的论证，道德秩序还是至善至美的宇宙法则的体现，是帝国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这使得道德保守主义政治具备了类神权的品质。无怪乎终明一代，道德问题成了士臣最为关注的焦点，即使是关于具体政务的讨论，也常常被置换成道德争执。由道德问题引发的争端往往能动员廷臣大规模的参与，甚至不惜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仿佛举国上下，再没有比维护天朝道德原则更为要紧的事情了。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以及张居正“夺情”之争，可以让我们一窥道德保守主义政治的风格。为抗议自藩邸入承皇位的嘉靖帝执意尊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万历帝迟迟不立长子为皇储以及首辅大臣张居正居丧期间没有“守制丁忧”，士大夫们前赴后继上疏进谏，痛涕陈词，不依不侥，不罢不休。想必边关告急、河道泛滥之事都未必如此牵动人心。站在道德保守主义的立场，不能认为明代士臣全然是“卖直沽名”或者“小题大做”，天朝既然以道德原则为立国之本，庞大帝国依靠道德秩序维持统治，礼仪伦理作为道德法则的外化形式，断不容败坏，贵为天子、权臣，其作为更具象征意义，倘若行事置礼仪伦理于不顾，则朝廷何以治天下？嘉靖、万历、张居正的行为已经制造了“礼仪危机”，道德保守主义者当然要奋不顾身出来维护天朝之根本。

本文试图将明代士大夫这种对道德礼义的异乎寻常的过度关注称之为“道德保守主义的过敏”。在十六世纪的晚明，这个王朝的缔造者所不乐见的商业活动又喧哗起来了，出于道德保守主义的过敏，晚明士大夫对他们身处的商业时代深深感到厌恶和忧虑：“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6]。在他们看来，商业竞争已经万分危险地破坏了田园诗般的道德秩序，如果有法子阻止“贸易纷绌?的严峻局面出现，他们一定会义不容辞地这么做。只有将社会重新纳入道德秩序，根据自足的道德保守主义逻辑，这个国家才可能获得拯救。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欧洲诞生了新教运动，人们从中世纪的上帝意识形态束缚中挣脱了出来，对世俗事务（包括商业）的关注受到新教义的鼓励，西欧资本主义精神从此获得了关键的培育。在中国这一端，不管晚明的士大夫对道德溃坏多么心忧如焚，朝廷已经没有机会重建帝国的道德秩序了。十七世纪中叶，明亡。由商业竞争引起的道德秩序崩溃被证明正是一个王朝失去“天道”支持的征兆。取而代之的清王朝则迅速实现了对传统道德秩序的恢复，以此显示新朝已经获得了“天命所归”的统治合法性。虽然王朝更替，江山易手，但道德保守主义政治仍一脉相承，新朝依然过度强调道德的伟力，技术因素始终不被重视，工具理性也就无从发育。不过晚清时期，西学东渐，近代因素风起云涌，部分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熏陶的知识精英和务实派官僚在领教了西方“船坚炮利”之后，终于意识到要以夷为师，筹办洋务。可是在道德保守主义者目来，这一切是不可容忍的。当时的理学名臣、大学士倭仁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尊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亦不过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7]。又称，“今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8]。倭仁之持论，正好印证道德保守主义的两个特征：“立国之道尚礼义”云云，是典型的逻辑自足；“正气为之不伸”之类的危言耸听，显然出于意识形态过敏。十九世纪的道德保守主义者当然不知道，此时西欧各国已相继完成了第一次技术革命。他们仍然相信，圣贤规划的理想国完全可以从“修身”的逻辑起点上推导出来，那么商业与技术等近代化赖以展开的要素当然不入他们之法眼，而且，任何对近代因素的纵容，都将被视为“乱阶之倡”，是极端危险的开始。这种来自道德保守主义信仰的“自足与过敏”，无疑塑造了晚清主流知识分子与正统官僚的保守性格，致使帝国早期近代化的尝试备受责难和阻挠。我们寻根溯源，已知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重商倾向的财税制度悉被唾弃，道德保守主义深获青睐，帝国的政治―文化转向内敛，虽然晚明时期，民间商业主义泛起，却免不了遭受传统士大夫诅咒，而近代商业扩张因为由西方强行输入，士大夫们对商业的厌恶又夹带上复杂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古老的夷夏观念，但究其思想底色，仍为道德保守主义。

从某个角度而言，近代化其实就是道德保守主义被“祛魅”和“脱敏”的过程。因为在近代化的广泛动员下，商业扩张次第展开，功利性、竞争性、享乐主义的“非道德化”观念随之泛滥，商业与技术的影响将逐渐超越道德说教的整合力量，被近代化重塑过的扁平社会亦将日益立体与复杂化，乃至纠纷百出。如是，势必对传统之价值体系与道德秩序构成颠覆性的挑战。由道德保守主义者目来，“贸易纷纭，诛求刻核”，自然是道德沦落的体现。但我们站在近代的立场，则发现近代化动员起来的多元关系与多元诉求已不是微言大义的道德原则所能从容应对，换句话说，帝国必须放弃对道德意识形态的神圣崇拜，转而寻求公共组织与制度技术上的改进和革新，方得以适应一个被近代化改造过的复杂社会。晚清早期近代化尽管小心翼翼地绕开道德意识形态的敏感区，从“器物”层次起步，然而近代化一经启动，对道德传统的威胁已难以避免，从这个角度说，保守派认为道德秩序将被始乱终弃的担心也不全然是杞人忧天。但道德保守主义既然与近代组织原则相捍格，执着于道德信仰，也就难免延误了近代化。道德保守主义者的“光荣与梦想”，最终成了不合时宜的“傲慢与偏见”。(首发2007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

??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收藏 分享 邀请

最新评论

相关分类

返回顶部QQ交流群手机访问

  

  
您需要 登录 后才可以回复，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使用QQ帐号登录 使用新浪微博帐号登录
意见反馈自定内容自定内容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