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从暴力体验到体验暴力
2016-3-6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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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小说：从暴力体验到体验暴力
摩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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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罗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批特殊的小说，它们以心灵的颤栗、神经的奔突、阴暗而又滞重的图象，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现实生活撕开一条血淋淋的破口，让我们看到平时所无法看到的冷峻、严酷、黑暗、丑陋的生命真相。鲁迅的《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孤独者》等等，巴金的《灭亡》，萧红的《生死畅?前半部，残雪的《苍老的浮云》，刘震云的《新兵连》，余华的《一九八六年》⑴等等，都可以说是这样的作品。它们以其丰富的精神信息，构成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无情地击碎人们的日常思维，将人们逼到不得不正视这种陌生又真实的艺术图象的生存极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们焕发出最深的生命激情，最热切的创造欲，将开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胀到极限。它们似乎无意在文学的畛域安营扎寨、搏取尊荣，而是直指精神哲学的峰颠，成为族类认识和超越现实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启示者。
多年以来，在文学批评界和研究界占据较为稳定的中心地位的，基本上是这一类作品。鲁迅研究不但一直是显学，而且一直是文学研究和文化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学科。这说明我们依然深陷在鲁迅所言说的生存困境中，我们需要通过对鲁迅艺术世界的反复体会、反复描述、反复解说获得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认识和理解，并进而寻求精神超越的可能性。
《一九八六年》出现在这样的精神背景和文学背景下，本来应该充分享有被关注、被理解、被反复阐释的机遇。但到目前为止，它虽然比许多其它小说更受尊重却远未获得它所应该享有的地位和影响。在它诞生之初，即有敏感的论者将它与鲁迅作品和鲁迅精神相联结⑵，但此后评论界并未沿着这样的思路发掘它的意义。
也许这跟作者自身的文学走向有关。在写出《一九八六年》和《四月三日事件》后，余华没有按照那位敏感的论者所预期的路数发展下去，没有用新的创作来强化、突出、照亮蕴含在《一九八六年》本文和图象中的深刻发现和天才表现，人们无从看出他有成为一位鲁迅式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趋势。这就使得《一九八六年》在作者的创作整体中成了一个失去互文效应的孤本。而且，它自身在语言、结构、叙事方式上的过分讲究、过分技术化，也大大挫伤了读者对于浑朴粗拙的大家气象的期待。也许有不少论者就是因了它的雕琢与精致而别过脸去的。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一九八六年》因了作者天才的直觉和深隐于心的精神创伤而与这个满目疮痍的时代及其满目疮痍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切的联系，它一定程度地凝聚着千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尤尤其是文革以来我们民族所蒙受的苦难、凌辱与创伤，同时一定程度地启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正是它与当代中国精神生活的深切联系，使得它自身具有被深入发掘、深入阐释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二十年来许多优秀中篇小说中，最值得我们发掘与阐释的首屈一指的作品。我对于《一九八六年》的特殊的兴趣和特别的尊敬，正是建立在对这种“深切联系”的深切理解之上。
《一九八六年》是一部非情节性小说，它对历史教师⑶精神失常后进行的惨不忍睹的自戕行为进行了精雕细刻的描述，对于人物的经历和精神失常的原因则只在引子部分作了一点轻淡简单的交代。尽管如此，一个熟悉中国当代生活的读者还是不难从小说的空白处读出这一代知识分子人人都不幸遭遇过的沉重而又痛苦的经历。历史教师是由一张发黄的手稿引入小说的。他在师范学院念书时曾经热衷于对古代刑罚的了解，企图此后倾力于此种研究。那张旧时手稿正是他当年草拟的研究计划。虽然大学毕业以后他忙于应对时事和日常教学事务，无缘于学术研究，但他的命运与这页手稿的联系却日复一日地紧密化、深切化。他在饱受患难之后的痛快而又令人颤栗的流血表演中，恰好重演了这份手稿的全部内容，这份无缘实施的研究计划竟然成了他自戕仪式的程序表，历史的罪恶按照这个程序在他身上一步一步完整地重演。这一神秘现象向我们作出了这样的暗示；这些古代刑罚对历史教师的精神生活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构成了他的强固的心理情结。一旦他能摆脱现实世界的限制，进入自足的想像世界，他就遏止不住地要以自己的方式拥有这些刑罚――或者成为施动者，或者成为受动者。刑罚内容（也就是那页手稿的全部内容）抄引如下：
五刑：墨、劓、非、宫、大辟。
先秦：炮烙、剖腹、斩、焚……
战国：抽肋、车裂、腰斩……
辽初：活埋、炮掷、悬崖……
金：击脑、棒杀、剥皮……
车裂：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躯体。
凌迟：执刑时零刀碎割。
剖腹：剖腹观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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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引子）
这些刑罚都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血腥暴力，有的至今仍时不时地在民族生活的某些角落某些环节被实施着⑷。对于大多数人说来，这些暴力方式都只是遥远的故事，是以文献或口头流传的方式存在着的历史事实。即使对于历史系的大学生说来，多半也只是作为一项知识，与许许多多其他历史知识一起被贮存在大脑的某个角落。
可是，对于历史教师说为，事情却不是如此。当他随手写下那份研究计划的草稿时，这些刑罚已经不是作为一件件历史事实被他所知识，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人文事件被他所感所受，而且已经成为了他的心理事件。也就是说，这些事实所蕴含的意义与他的精神生活乃至他的命运产生了深刻而多样的内在联系，这些事件的表象则深深烙进他的神经系统，参与着他的心理运动，成为了他的文化记忆。从此，这种血腥历史已经不再是他者的历史，而是他的自我历史。在这样的血腥历史面前，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体验者――“文化记忆”中的“记忆”
不是普通心理学中反映论的自然心理过程，而是具有人文立场和价值评价的精神过程，记忆的对象即是体验的对象，记忆者即是体验者。
历史本身是一系列事实的混杂的、无序的发生过程，我们从这混乱无序的既往历史中继承什么、扬弃什么、记忆什么、遗忘什么，乃是带着特定的人文立场和价值倾向进行阐释、寻找、甄别、思考、选择的结果。这正如有的史家所指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教师为什么单单对古代刑罚产生了如此浓厚的研究兴趣，其内在的动力正是源自对生活的心理体验。小说由于倾尽全力大肆铺陈刑罚的暴力表象，对历史教师的心理生活几无正面涉及。我们这些读者与历史教师处于共同的时代背景下，所有被小说文本所省略了的东西，我们都不难以自己的文化常识和生活体验一一补上。
中国近两百年来广泛而又持久的暴力现实，给每一位觉醒者以强烈的心理刺激。战争方式的屠杀和以强凌弱的谋杀刑杀交相呈现。谭嗣同、秋瑾、徐锡麟、宋教仁、李大钊、刘和珍、李公仆、闻一多、王实味、林昭、遇罗克等等都是在他们最应受到民族拥戴公众景仰时横遭暴力的剪灭。当这种暴力倾向内化到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之中，他对于生命尊严和精神价值的戕害同样是惊心动魄的。在历史教师的成长史上，诸如批胡适批俞平伯批梁漱溟批胡风批丁玲陈企霞批所有右派分子等等一系列粗暴的政治文化事件此起彼伏，他和他的同时代人难免整天心惊肉跳不得不东躲西藏，以闭目不看现实、缄口不言世事为消灾避祸之法。这也正是他不敢着手刑罚研究的心理原因。当他忙于应对现实的时候，那个被放弃的研究计划只好蛰伏在他的下意识深处，古老的刑罚躲在心灵的角落感应着现实的罪恶和残酷同歌共舞。
发生于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上述一系列粗暴的政治文化事件的高潮和总汇。当历史教师在这一运动中遭到非法监禁的时候，占据他的感觉世界中心位置的是两具自杀者的尸体。多年以来小心谨慎远灾避祸所建立的安全感顷刻瓦解，那两具尸体裹夹着残暴而又罪恶的现实信息，像两把匕首一样直逼他的肌肤。他在暴力体验的极度恐惧中仓惶逃窜，长久失踪，隐匿在现实社会之外。因为闭目不看现实、缄口不言世事的消灾避祸之法已经失灵，他只有选择逃离现实和世事本身也就是隐匿在现实和世事之外的办法，作为他克服暴力恐惧的自卫策略。当他选择隐匿的自卫策略时，意味着他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他不可能以更加彻底的妥协和屈服与现实达成和解。
直到十年以后，历史教师才作为一个由暴力所塑造成的精神病患者重新出现在他曾经生活过的小镇上。小说省略了他所遭受的长达十年的身心折磨，也省略了他走向精神崩溃和人格分裂的具体过程。简而言之，他入疾入病的过程，即是现实社会不断给每个脆弱而又善良的灵魂施加暴力刺激的过程。在这期间，红色风暴庄严而又凶猛地席卷大地，成千上万人被这阵风暴扫进了阴曹地府。紧接着，红色集中营⑸像雨后春笋般迅速挺拔而起，顷刻之间星罗棋布遍及全国，几乎所有识字人都被命名为知识分子（更具体的命名是牛鬼蛇神）和知识青年，分别被集中到这些名叫五七干校和知青点（有的地方叫兵团）的地方，其中又有成千上万人在这里被迫害致死。此外，还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王申酉等敢于思考敢于向强权挑战的人相继被处以极刑，他们与上一代牺牲者谭嗣同、刘和珍、王实味构成精神和命运的传承关系，更与同时代跟强权关系比较和谐的受难者诸如翦伯赞、老舍、赵树理、范长江、侯金镜、海默等构成互文效应。这些人的罹难意味着知识分子无论是持守自己还是放弃自己都难于找到安身立命的非暴力空间。
虽然历史教师无缘亲历战争和极刑，但他不难从诸般磨难中体会到政治暴力乃是武装暴力的延伸，他们的交结点即是刑罚，交结场所即是刑畅?每一场行刑都是一场微型战争在理直气壮地发生，只是其中的一方是绝对的弱者绝无对抗之力，除了失败和灭亡他没有其他可能性。刑罚是强权政治的暴力性质的真实写照。无论是政治暴力，还是战争与刑罚的暴力，他们形式差异虽然很大，内在的性质却很一致。强权政治的一切特征都指向一种鲜明简洁的暴力表象，正好与古代刑罚的表象最为类似，所以，历史教师从现实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暴力因素越多，他的心理生活与那些他企图研究而又未及研究的古代刑罚的联系也就越深。古代刑罚不但越来越成为一切暴力因素的象征，而且越来越明晰地成为他的体验对象。
于是，新的心理现象出现了：历史记忆与现实刺激交互作用，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暴力事件演变成共时性存在，构成了历史教师超时空的心理现实，整个民族的暴力经验、整个人性的暴力罪恶都堆集到他的神经上，让他无可拒绝无可逃避地咀嚼着、品味着、体验着。对暴力因素长时期的高度敏感，将会导致他逐渐异化为暴力的感受器，从而逐步丧失心理生活的丰富性和自我调节机制，进而丧失人格的完整性和主体性。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被一种单一的体验所占满，这本身就隐伏着巨大的危机，何况这种单一的体验是暴力体验。
为了便于研究历史教师的心理演变，本文拟将一个具有完整性和主体性的人格分析为相互关联的三个层面，并将它们分别命名为生物自我、文化自我、想像自我。这一尝试显然是对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和霍妮的“真我、实我、理想我”理论的模仿与改造。虽然他们创造的这些理论旨在对人类进行纯精神的分析，可我还是坚持将非精神的“生物自我”保留在我所分析的人格整体之中，并将有关躯体存在、动物式的生理反应、种族遗传的本能和集体无意识等等内容都包涵在这个概念之中。人类保护自我生存、发展自我潜能、与世界建立广泛而又深切的联系等等的一切愿望，创造一切精神文化财富、包括创造出最完美最符合道德自期的自我形象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正是来自这个具有深刻而又顽强的生命力的生物自我。没有这种生物体的本能的生命冲动的存在与伸展，没有对这种生物自我的正视与尊重，个体人格的完整性就无从谈起。
文化自我是指漫长的文明史和社会发展史所形成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生存方式、人-人合作方式等等在个体人格中所留下的精神印记和心理影像，它包括个人/集体、记忆/遗忘、事实/想像、现实/理想、奴役/屈从、进攻/自卫、守护/退避、自卑/自爱、崇高/卑鄙、尊严/耻辱、压抑/舒展、义/利、爱/憎、取/舍等等各种神奇微妙的心理愿望的互相联系、互相矛盾、互相克服、互相交织，以及它们对整体人格的影响。对于每个个人来说，此间每个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个人身上的同一因素，也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与其他诸般因素结成变化无拘的关系产生变化无拘的影响。但社会文化对于人类精神人格的塑造制约却是确定无疑的。一位学者有云：“有权势的个人或集体，也许自信他们是在塑造世界，但须知他们都不是在一个真空的世界中活动。他们的意愿要被无数历史先例和事物发生的来龙去脉所制约”⑹。也许这就是许多人将人命名为文化动物的理由所在。
的确，每个人都是特定族群特定文化所创造出来的，即人既创造社会和文化，同时又通过自己所创造的社会和文化来造就自身。每种文化的最高目标是创造出最能体现这种文化之特质的真实而又生动的人格。正如人体在物质构成上与地表土壤的化学元素排序大体一致一样，每个个体人格在文化上的水平和特征也必然全息着他所源自的那个族群文化的水平和特征。这条为许多精神分析学家所认可的定律鼓励着他们纷纷通过分析个体人格的文化状况来诊断特定社会特定文化的状况，然后又通过对特定社会特定文化的批判与改造来治疗和重造那些疾患重重残缺不全的个体人格。
社会与文化构成个体人格发展的基本依托，也对个体人格构成巨大的制约与局限。为了抵制这种制约与局限，为了寻找精神发展和人格成长的更大更广的可能性，人们乃膨胀起自己的想像力。所谓想像自我是个体人格用以突破生理和文化的限制而在意识领域不断塑造的完全符合自身愿望和需要的自我形象。弗洛伊德和霍妮分别给“超我”和“理想我”注入了较多的道德色彩，而道德本身即是社会文化所建立的意识形态。如果将作为生命意志最高体现的超我与理想我都完全放置于社会文化的决定之中和笼盖之下，就等于抹杀了人类精神超历史超文化超道德的形上存在。事实上，人类精神和个体人格从来不是单纯地作为客体被历史文化所造就的，它们与历史文化一直存在着互相刺激、互相运动、互相造就的互动关系，它们在成为社会文化的客体的同时，一直没有丧失过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另一面。它们不但常常影响着历史文化的气质与面貌，有时甚至超越历史与文化而闪烁着永恒的神性光辉。这种神性光辉的栖息之所，即是“想像自我”。
在我看来，想像自我在道德上是个中性概念，它是由含有无限生物愿望的生物自我与含有无限文化愿望的文化自我共同构建的超越性存在。
社会总是不自觉地追求一致性，这势必对人的个性与特异性构成威胁。专制社会则总是自觉地追求同一性，甚至对精神存在本身怀有敌意。每个专制社会都是通过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双重控制而实现其秩序与稳定的。那些弱小的生命将在长期的控制中渐趋麻木，而那些旺盛的生命则会充分膨胀起他的想像自我，并将其想像自我安置于社会之上文化之外，以实现其作为一个主体人格的心理需要。
想像力既是残缺人格的补偿，也是个体人格走向平衡、社会文化走向建全与人道的前导因素，同时也为自我应对社会压抑和文化局限提供着内在的力量与依据。所以，想像力是人类精神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想像自我在整体人格结构中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想像自我特别发达的人，一般都较为热情、敏感、富于行动力量。一个人的创造性、开拓性、冒险精神和担当责任、克服障碍、直面苦难的能力，也是直接来自他的想像自我。在许多特殊的时刻，一个人能不能焕发起内在的生命力量以反抗非人的凌辱、捍卫自己的尊严，就取决于他的想像自我是不是伟岸而又高贵。
一般地说，艺术创作是创作主体的精神人格的有结构有秩序的展现，更进一步说，艺术创作直接展现的正是创作主体的想像自我。如果说我们根据一部艺术作品可以判断作者精神人格的厚薄与高下，那就说明人们的想像自我存在着厚薄高下之分。人们在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上的尊卑优劣只表明了人与人之间外在而又虚伪的差异，人们的想像自我的差异才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差异性，这才是生命力与人格的差异。一个人的生命潜能，一个人的精神活力，一个人的取决于这种潜能和活力的发展趋势和前景，都可以通过想像自我或通过艺术创造而得以呈现。
想像自我虽然是超越于文化之上的，但它所蕴含的想像力恰是人们创造新的文化所必须凭依的力量源泉。想像力与人们的文化创造力几乎是同一个东西。任何超社会超历史超文化的想像力要想求得与他者的沟通与交流，就必须通过文化创造而呈现自己。文化创造力正是人们的想像力在创造过程中的现实转化。所以想像力也可以现实地命名为文化想像力。艺术想像力即是文化想像力的一种。
个体人格中有基于想像力的想像自我，集体人格中也同样有这种想像自我。一个民族的神话体系、宗教体系、艺术体系、意识形态体系就是这个民族通过精神创造所展现出的想像自我。任何一个精神文化成果都可以看作是该民族集体的想像自我的全息体，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个民族精神自由的程度和创造文化创造未来的内在潜力。有的民族在还很落后很专制的状态中就能因其精神文化的夺目光辉而受到世界的尊重，有的民族即使暴发暴富腰缠万贯也无法得到这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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