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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2016-3-6 17:0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57| 评论: 0|原作者: admin|来自: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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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1997?昌平园?两位先生

何蕴琪/文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圣经?诗篇》

大卫王这两句话，这些日子总在心里挥之不去。战兢又喜悦的心情督促自己每日向前，回忆反而变得奢侈。其实，对于我这样毕业五六年，“乳臭”要干未干，前头的路仍然迷雾半绕的年轻人来说，回忆不是难事――事实上过去这一年，多少关涉燕园往事故人的情愫都常不请自来――但总贪心地想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和语调，才能容纳我对北大复杂的情怀――怀旧么太黯淡，总结么不尴不尬，曾经拿手的抒情么，已经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昨夜星辰美丽，其实无须恋栈――今日的阳光不是更好么？可是，我却没有办法不回到一些力量的源头去，追溯这几年，和以后更漫长宽广的人生道路上，一些必然被我反复拜访的灵魂，在那些可敬又可爱的人身上，获得前行的动力，并坚定我始终忠实、不会轻言放弃的理想――这是他们馈赠的礼物，更是上帝的赐予，我就这么接过了，并时时放在心的最深处反复温习。
1997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小平逝世、香港回归、王小波归去也许只是一些表征，更深层的转折酝酿在这些事件背后。在这一年的九月，我从开放而物质的广州来到北京，开始了四年可爱又可哀的大学岁月。将来有一天，我会以散淡的语气说起这些年月，但这篇小文章就只向我尊敬的其中两位先生致敬吧。

……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在昌平园――这个名字带来的感觉是非常复杂的。邱庆枫事件最终让这个被戏称为“200号”的地方从史书上引退，但它曾经带来的影响无法绕过――一个物质与精神上的孤岛，催化了年轻学生与生俱来的迷惘与激情，有着燕园无法比拟的蓝天、阳光、农田与静谧，是特别适合读书的地方――也许过于适合读书，让人容易赶不上这个世界疯狂的脚步。这是惟一的一个时期，我们能如此忘我地讨论关于灵魂、国家、民族、文学的许多精神命题，而尚未被即将汹涌而来的爱情、学业、工作、人事所搅扰。我想，要是有一天一位艺术家要描绘这个同时带着荒芜与热烈、死亡与重生的地方，他须用梵高一般金黄的色调吧。
就是在这里，我和同时期的同学们，分别遭遇了各自心灵上的“启蒙老师”。要知道，那时候在天真的头脑里一切鸿蒙未开，我们愿意抛弃，却不知道应该接受什么。那一年，对我后来读书生活造成深刻影响的有好几位老师，这里只谈谈跟中文系吴晓东先生和历史系刘浦江先生有关的一些记忆。
去年年初，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研讨会上重遇吴晓东先生，十年了，他的变化却很少――眼神明亮温和，只是总带了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感伤。我没有告诉他，十年前，他的现代文学史课总是很难占到头几排的座位，不过我总是能够凭着不屈不挠的占座精神坐到前三排，听先生沉郁深情的课。
不知道有多少同学会对吴先生反复引用海明威“流动的圣节”印象深刻，这几年，当我想起北大的时候，几乎都会想起这个比喻。
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
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
巴黎都会在你的心中
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若干年后，无论你走到哪里，北大都永远在你心中，因为，北大就是你们流动的圣节。”这么多年了，我仍然无法忘记吴先生当时的语调和眼神。他并没有谈及他在北大的过去，但你毫无疑问可以感觉到，北大在他、以及他同时期北大人心中的分量，这是一种过于复杂和深沉以致难以三言两语叙说的感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带着一种刚刚进入北大的学生独有的骄傲――我们看不起一切，甚至看不起那“老不死的北大”，与吴先生这句话中包含的感激、怅惘和沉重，显然不太搭调，但当时在心里引起的那种震动、惊奇，以及直到今天随着时间流逝而与日俱增的认同，或许已经超出吴先生的意料之外。
吴先生那一辈在北大的过去，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提起。好像是在讲雷雨的《日出》吧，他有点感触，于是谈起学生时代，他们住在小南门旁边的41楼。“每天早晨，醒来，听着332的早班车呼啸而过”，但就像陈白露说的，““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而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话音落下，吴先生未作任何引申便接着谈文学史。“太阳不属于我们”好像一个错愕的休止符停顿在空气中，以及多少年的记忆里。大四时翻看文学史笔记，原来当时我记下了这句话，后面还加了“批注”，引用的是达明一派一首歌的歌词并感叹一番，表达的也是这种情怀。这种感伤之气，和很多中文系学生一样，我一到北大便染上，并一发不可收拾地让它成为整个大学时代的底色――在当时，我们茫然不知为什么这种感伤与生俱来。
穿过十年的雾霭，我想今天的我能稍微揣测吴先生那一个时代北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失落――他们曾在一个最自由的地方，呼吸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主风气长大，他们曾站在时代的最先锋位置，如同春秋以及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直接参与历史的进程，但功未成、事未竟，他们却在瞬息变化之间被措置到时代的边缘。
对于作为学生的我们，感伤与失落之气不单是继承的，也是自觉的――那时候最优秀、最骄傲的学生平均分布在法律系、经济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我们懵懵懂懂地就从他们的自豪神色中学习到，自己处在边缘――或者用吴先生所讲述的郁达夫一样，认同了“零余者”的身份；然而从历史与先生们的神色中，我们又知道，自己曾经站在时代的XX。这一点，恐怕是1980年代及2000后的中文系学生未必能体会的――他们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只有过渡时期的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的学生，深刻体验了矛盾和无所适从――社会转折的阵痛，沉重地落在了我们身上――而世纪末的怅惘加深了这种体验。
如果说五四时代就像1980年代学生的一个精神故乡，在那里他们仿佛看到自己曾经的攀缘，那么1980年代无可避免地成为1990年代学生的精神梦境――那里有现实中稀缺的激情和责任，但永远像梦境一样支离破碎、欲说无由。从1997年开始，我依稀从先生们的眼神和姿态中辨认了、又继承了他们隐而未现的追求。
在对北大知识分子传统的继承中，有些先生在感性方面给我更多的启蒙――吴先生就是这样，他总会节制地表达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许多感受，他的道理总是从心里掏出来的，因了那颗赤子之心，往往只是一句半句，就留在了心里。
文学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它需要纯粹理性以外的感受力，但历史学显然更偏向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实证精神，在刘浦江先生身上，我获得了在智性方面的启蒙训练。
刘先生所开的是中国古代史，实际上到了学期末，有没有能讲到明清时期已经不太记得了。事隔多年，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刘先生是很直接的人，到了课室，介绍了自己，连开场白都省了，马上开讲。他当时仿佛是在害咳嗽还是怎样，讲话断断续续，口音也有一点，声音又小，一节课下来大家都云里雾里。
和现在相反，当时我对历史的兴趣远没有文学浓厚，但回望过去，这门课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好像课一开始的时候，讲夏商周吧，刘先生讲着讲着正经的（这么说不代表以下的就不正经），就不知怎样说起了当时的一个科研项目断代工程。怎么说的我居然想不起来了，但这是刘先生的一个重要风格，比方说他讲某个历史人物，比如黄巢，他总会加上一点史迁之笔，而这些，往往才是精髓。但他也非常重视史实，以至于回忆中的中国古代史课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段时间是无微不至的对史实的进入――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某事，非常具体，另一段时间则是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观察和评论，对象就无所不包了，对人对事、对国家民族、对时代，而这些都是从史实中生发出来的。
特别好玩的是，刘先生讲课是时空穿梭的，可能上一分钟在讲唐代农民起义，下一分钟因为某个逻辑联系马上就跳到了冷战时期的俄中关系，然后再下一分就能无缝连接到原来的命题。为了跟上他的思路，你必须手疾眼快，还须头脑敏捷，所以一堂课下来特别精神，仿佛做了一次智力体操。最让人有成就感的是你看到自己的进步：刚开始听都吃力，笔记记得吭吭吃吃，上完课基本等于没上；上了1/3学期，你基本知道自己是在上课，可还没有适应这种节奏，更谈不上明白先生在讲什么；再过了1/3学期，你开始跟上了他的速度，但每次一旦想与他同步的时候就发现下一个关键问题已经漏听了，只好赶紧放下跟上去；到了快学期末，你感到一切越来越顺畅，基本上可以理解先生的话，有时候还有可能蹦出来一些自己生发的问题，但仅仅一念而已。只可惜这个过程没有能持续，要是能再上一个学期的课，那有多好呀。
一个从当时就开始形成、到现在对我仍然有效的印象是，觉得怎么知识分子那么有型啊，他们把上下五千年都搞懂了、弄通了，仿佛历史都是他们手里的一块小糖果――但越到后来越发觉，中国知识分子手里的这颗糖果特别沉重甚至苦涩――那是历史的原因也是他们自身的原因吧。当时和我一样崇拜刘先生的还有我们班一个天资特别聪颖的同学――课程结束的时候她因为论文写的优秀，成为被刘先生唯一一位点名表扬的学生。记得她还站了起来，刘先生对她说了一句非常赞许的话，大意好像是你这娃儿以后必成大器、自当努力的意思，让我好生羡慕。我持续了很多年现在已经结束的对知识分子的膜拜怀疑就是从这个“颁奖仪式”开始的。
刘先生对学生的前途是非常关心的，他认为，假如一个人能找到他真正投身的事业，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有的人到40岁才找到，而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找到”。这个言论对我影响深远，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我都走着和同龄人不同的、可能是更曲折的道路。但到现在，我仍然是这个思想的信徒。
大一下半学期，我特别希望“献身”成为一个学者，但遭遇着极大的矛盾，不知道前路应该怎么走，就给刘先生写了好像有7页纸的信寻求他的指引。刘先生有回信，但怎样说的居然我已经忘记了。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现在没有成为一个学者，实际在某种意义上，我成为了刘先生的同行――不知道他会否同意记者是当代的史学家这个观点。一次课上，刘先生说，要这样，看看当时的一方怎么说的，另一方怎么说的，还要看看第三方又是怎么说的。现在，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时常想起刘先生的话，并常常以对一个历史记录者的要求来量度自己的工作是否称职。
刘先生戴一副金边眼镜，小眼睛、肤色比较白，喜欢穿藏青夹克衫，毕业我离开母校之前，还在燕园碰见他，一样的装束，骑一辆自行车，好像还带个小孩子坐的尾架，一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中年人模样。

……?

1997年的昌平园，回忆太多；四年的北大生活，感激的恩师太多。对我生命影响同样巨大（也许更为巨大）的好几位先生这里未能提及，祈祷上帝将赐下另一个机会，让我能在以后的岁月中以文字向他们致敬――是的，用那些他们亲手相传的语言和思想――他们用以探索激情和责任边界的工具。
实际上，在我眼前那些窄如手掌的年日里，难道一切都是新的吗，难道，我不是因为怀揣着过去的力量、血液里涌动着过去的信念才选择这样的道路？今日的阳光里，其实是昨日的温暖。
翻看2001年毕业不久后写的一首诗《回忆》，我看到自己当时的希望和恐惧：
我像一个被置于炉火前的盲人
每一次摸索都有温暖的方向和
危险的旅途，并非远方
但比远方更加遥远
数年过去，我看到自己比刚刚离开母校时更成熟、更有力量挖掘北大四年对我的积极影响，并越来越看到，十年前，从走进燕园的那一刻起，我的生命就注定无法摆脱这个传统，和这个传统投下的巨大阴影。我至今都深深相信，尽管曾活在这个阴影之下，现在和未来，“该得到的终将得到”（注1）。而回忆所起的作用，就是帮助自己纠正过去因某些偏差带来的恐惧，以及从那些可敬又可爱的灵魂身上，获取炉火般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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