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中大国兴衰的逻辑
2016-3-6 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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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中大国兴衰的逻辑
研究大国兴衰规 ...
| 金融危机中大国兴衰的逻辑
|  | 研究大国兴衰规律，目前比较有价值的有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和奥尔森的《国家的兴衰》，分别从经济增长与军事实力、钻石体系和利益集团对国家衰落的影响探求了大国兴衰的逻辑。央视之前热播的《大国崛起》，数风流人物，对曾经主导世界规则的大国的兴衰沉浮做了立体化的解读。
本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能否改变世界版图，一直是人们最热衷求证的话题，但鉴于题目宏大，绝非一篇小文章力所能及。因此，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提出问题，并对目前乱局中的中国金融危机提出一些观察和建议。
金融危机从未改变世界版图
金融危机不仅是时下最时髦的话题，更是经济学中一个最为经久不衰的话题。考察一下经济思想史，没有任何一个主题能像金融危机一样引起经济学家最多的关注，关于恐慌与过热的文章汗牛充栋，非我们的心智所能及。然而，尽管经济学的理论架构美轮美奂，殿堂里群星璀璨，但就金融危机这个人类经济体上的“瘟疫”而言，不要说特效的药方，不夸张的说，经济学似乎对此根本就无能为力。以致于很久以前，美国一个参议员就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悲叹：“我深知我的国家，她能平静地支持任何事情，但金融危机除外。”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经济史上发生了的金融危机大大小小已经不下数百起，除了巴菲特总结的“在一些特定时期，总有许多愚蠢的人拥有许多愚蠢的钱”这一点共性之外，任何一起金融危机从原因到爆发的形态乃至对人类经济兴衰的影响，似乎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有两件事基本也是确凿无疑的：一是为危机寻找罪魁祸首，二是很多国家都试图利用危机带来的机遇，重新划分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的版图。
比如，1929年大崩溃发生后，美国总统胡佛一直坚持认为欧洲应该对大衰退负责，虽然他承认美国在危机中有一定的“失误”，但主要错误是“欧洲的那些没有勇气面对这些问题的领导人犯下的错误”。这和当下美国指责危机的根源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高储蓄”引诱美国人民高消费何其相似乃尔。与互相推卸责任伴随的，则是各个经济体试图变“危”为“机”，在乱局中利用大国的兴衰沉浮实现崛起的梦想。这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体现的淋漓尽致，无论是欧盟，还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无不把本次危机视为结束美元霸权地位，改变国际金融秩序的绝佳机会，国内鼓噪中国如何利用这次危机，提前实现“抢班夺权”目标的鼓噪更是不绝于耳。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震撼世界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中，通过研究1500年到2000年近500年来世界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的历史，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力量对比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各国国力增长速度的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各国力量增长和技术不同，不仅使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也逐渐影响到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因此，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按照肯尼迪的结论，决定大国兴衰的，除了技术力量和军事实力之外，还要看与邻国力量的对比，因为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纵观肯尼迪的宏大叙述，从来没有认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是大国兴衰的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比如，在1929年大崩溃中，连续不断的萧条使得美国遭受的损害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严重。然而，最终改变国际格局的，却是后来发生的战争，遭受金融重创的美国却因二战而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再从全球爆发的局部性的金融危机来看，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事实上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国竞争的格局，在风浪平息之后，在亚洲最具长远竞争力的，仍然是这些饱受金融重创的国家，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本次危机中大国的博弈
事实上，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关于美国衰落、美元的统治地位和全球金融版图即将改变的讨论一段时间甚嚣尘上。主流的观点认为，金融危机将重创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元日渐式微，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只是时间问题。各大国更是跃跃欲试，欧盟轮值主席巴罗佐强调:“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秩序。”萨科奇提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核心是约束美国的美元随意发行，从而终结美元时代，使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一个多极化的时代。萨科奇说：“我们没有权利让建立在21世纪的金融体系的运气与机会从我们手中流走”。“金砖四国”也在去年11月15日召开的全球金融峰会上提出了增加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强音。
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延伸，欧洲最终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东欧成为风暴的中心，亚洲等新兴市场无一幸免，“金砖四国”除中印之外，全盘尽墨，美国通过美元这个“特洛伊木马”成功将危机转嫁给了全世界，因此，试图利用金融危机改变国际格局的声音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强烈，这也应证了金融危机并不会改变世界版图的历史规律。
事实上，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虽然很大，但现在看来，就实力对比而言，对于欧盟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并不必灾害的发源地美国要小，美国第一大国的地位和根基仍然没有动药?美国制造业的绝对和相对的生产率都是国际领先地位，高等教育首屈一指，高科技、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众多领域具有世界地位，而且，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制度非常优秀的国家，其危机的自身修复能力不容小视。这决定了我们的世界将在很长时间内仍然会是一个美元世界，欧元也好，人民币也好，暂时还不具备叫板的资本。
中国金融大外交
尽管我们不能有利用金融危机实现大国崛起的幻想，但在目前的乱局下，中国依然可以利用即将召开的全球第二次金融峰会，提出中国清晰的、利己的金融外交战略，让金融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我国的金融和国家利益，才能在金融外交中不是一直处于被动辩解、抵抗的地位，才不会对海外资产的安全如此焦虑。
首先，基于我们对金融危机不会改变世界版图的基本判断，正如我们之前所言，美国的霸权地位不会因为华尔街的沦陷而就此中止。除了美国自身的诸多比较优势之外，更主要的是，目前世界之所以还会继续依靠美国的领导，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领导。
其次，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远远甚于欧洲。中国经济可以说内被房地产绑架，外被美国国债套牢，温总理在“两会”新闻发布会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一旦美元缩水，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剧首先是中国承担。因此，短期而论，中国和美国利益的一致性显然多余欧洲。中国必须有制衡的机制，而不能仅仅期待美国人“受信用”。
第三，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家，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确实不能反应中国的软实力。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美国、欧盟和日本手中，中国的份额甚至不如比利时与荷兰的总和。中国应该支持对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规则和投票机制进行改革，特别是要明确提出废止美国在IMF的事实上的一票否定权，同时增加中国在IMF的投票权比重。
第四，对于欧盟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从目前的博弈格局来看，欧盟虽然蠢蠢欲动，妄图以欧元取代美元成为硬通货，但就目前的实力对比而言，尚不足以对美国的地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从人民币的地位而言，短期也没有成为国际货币的可能。考虑到中国巨额的美元资产，中国应该维护美元作为国际基础货币的地位，但同时支持对美元的发行进行监管，不要再为美元的过度信用买单。
第五、中国仍然要利用有利的博弈时机，打破欧美对中国高科技的禁令。目前，东欧面临破产，欧盟忙于自保，中国的外汇储备仍然是一个有力的武器，欧美的博弈需要看“中国脸色”，利用这次金融危机他们囊中羞涩，打破欧美一直对中国的高技术贸易壁垒，拼命买他们的技术，能买多少买多少！以此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模式的转型。
第六，大张旗鼓反贸易保护。奥巴马的“美国货条款”对于中国出口无异雪上加霜。中国应该联合各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返潮，为中国出口打开生命通道。
第七，借此解决有辱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要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却不承认中国是个“健全人格”的市场经济体，这次金融危机，应该为解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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