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看历史》 文│谢喆平 口述│牟广丰

辛亥革命以来一百年中国的前半叶，少有安宁时光——不是异族入侵就是同室操戈，充满血雨腥风。牟、丁、黄三个家族，就政治立场而言，曾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这三个家族的历史，展示的正是一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真实图景。

“文革”中，收音机里传来江青‘同~志~们~~我~代~表~毛~主~席~’高亢的声音，时在北大荒劳改的牟宜之厌恶地皱起眉头，起身从书架上抽出《古文观止》，翻到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大声对幼子说“念！”少年牟广丰便朗声念出：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

40年后，牟广丰仍然能将这长长的檄文大段大段脱口背出。其实，他还能把《长恨歌》《秦妇吟》《琵琶行》等古诗倒背如流，时不时还有诗作问世——他像个诗人、像个学者、像个志愿者，却始终不像个当官的。他喜欢爬山，却爬得很没派头——一边爬山一边捡垃圾。出国访问，他随身携带并分发中国环保组织的宣传材料，弄得美国人好奇地问他到底是官员还是志愿者？

“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去世，他坚持送老先生最后一程；忧心黄河污染，他夜半站在黄河岸上大哭一场；挂职贵州，为了解决当地关闭污染小煤窑带来的民生问题，他休假时专门去北京的保姆市场调查；为了反对在怒江修坝，他不惜赔上自己的仕途。他把自己为环保所做的一切戏称为：“站岗、放哨、查路条、堵枪眼”。

这诗歌与坚持的背后，不但有一位深情的父亲，也有一百年来几个家族的离散与悲欢。

■ 父亲牟宜之

牟广丰与父亲牟宜之（1909-1975）相貌酷似，性情也有几分接近。

二十岁便写出“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的牟宜之，曾经在日本陷入一场热恋，钟情于房东女儿，几乎谈及婚嫁：

“木屐宽衣谁识我，雨中缓过樱花桥。”“我将樱花比枝子，花颜胜过玉芙蓉。”“目如秋水面如花，冰作屏风雪做车。”“相交半载后，缱绻情意长……秋水剪横波，春风渡玉塘。”“少女无言花欲语，英雄情绪乱如丝。”

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说，“爱情是人所能经历的最强烈的情感”。但是，这个写诗的年轻人毅然掐断了炽热的情思：

“决然舍之去，各在天一方。终生不复见，有如参与商。祝伊结好运，永世遥相望。”

时局的发展，使他日益明了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迎娶敌国女，是为大不祥。”在爱情与祖国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对他来说，爱情的强烈，敌不过爱国。

山东人牟宜之，年少时满怀激情参加了中共发动的“日照暴动”。事败被通缉，姨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把他送往日本。

牟宜之到了日本，学了几年工科，1935年回国。先做山东日报社社长，后做乐陵县县长。乐陵古属北海郡，他在乐陵的民望之好，当时人们把他和历史上的北海太守并提，说“北海追唐汉，东州饱露霜。”

县长任上，他杀了一个长期敲诈勒索老百姓的捕班总头；处决了一个由汉奸引导公然在市场上贩卖毒品的日本不法商人；一个豪绅平日横行乡里，因私贩毒品被判处死刑，家属送来大量银元赎人。牟县长说：“钱是人民的，要还给人民，人是要杀的，谁也休想买通我！”更有侠客风范的是，牟县长还亲率武装消灭了一股打家劫舍的土匪。

1938年9月，八路军萧华率部进驻乐陵，建立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和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牟宜之倾县政府财粮全力支援，并将县武装改编为八路军泰山支队，乐陵完全成了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县长自己也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气急，跑到乐陵质问他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打算把牟宜之架上车拉走，结果大批百姓拦截住汽车，挽留牟县长。最后，沈命令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但百姓毫不畏惧，他只得将牟推下汽车离去。

后来，牟宜之与弟弟两人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办事处负责人得知他与丁惟汾的关系时，便请示延安意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丁惟汾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毛泽东任副部长，为不使丁惟汾在蒋介石面前为难，毛指示“哥哥留下，弟弟退回”。自此，兄弟二人天各一方，至死再未谋面。

1939年，牟宜之接到周恩来的调令。他从鲁西北出发，先到天津乘客轮南下，经香港、越南，进入云南，辗转抵达重庆，一路险象环生。船停上海时，忽然上来一队日本兵搜查。面对荷枪实弹的敌军，绝望的牟宜之只好故作镇定。不料，他的风度与流利的日语，居然使日军认为面前的人“一定是个大官”，立正敬礼。

在重庆期间，他和周恩来接触频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周总是称他“宜之兄”。

在重庆工作一段时间后，牟宜之去了延安学习。在延安，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山东根据地和重庆的形势，并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做出指示，牟宜之又被派回冀鲁边区工作。先与邓小平、邓颖超等人一起乘车到西安，又与邓小平夫妇等奔赴八路军太行山前线总部。

抵达太行的那个黄昏，牟宜之迎面见到一个身穿破棉袄不挡将军气质的人——原来是彭德怀。彭对自己身上的破棉衣颇为珍惜：“满是油泥，正好挡风！”听者有心，牟宜之当下便拿定主意，把自己掌控的全部财产捐给部队购置棉衣。

1941年春，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担任沂蒙山区行政公署专员的牟宜之，率领一支小小的警卫部队，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发动群众反“扫荡”。一次被包围在一个山头上，面对大炮与飞机的夹击，牟宜之用日语大喊：“你们打得不准，还得练练本事，才能打着老子！”所幸趁天黑终于冲出了包围。一次因病不能行军打仗，他在山洞里呆了一个月，身上长了虱子，结果伤口和衣服粘在一块，苦不堪言。他有诗云：

“誓拼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

这一时期，牟宜之成功策动了数千敌伪军起义。反扫荡之余，还组织民工修建了沂南县袁家口子大堤，使三十多个村庄免遭水患。抗战胜利后，任新四军山东军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东北野战军辽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政治部联络部长，鞍钢动力部长。

东北解放后，牟宜之先行来到北平，与北平市长何思源秘密接触，力促北平和平解放。北平解放后，牟宜之任首任北平市建设局局长。其实，他最应该去总政联络部，因为他曾策反了多次起义，可是建了国，他的作用就到头了。他也该去统战部，可是统战部如何敢要他这么个心直口快的人。他曾大力支持梁思成提出的城市规划思路、马寅初的人口理论——那么的不合时宜。

1950年，牟宜之的警卫员偶然枪走火致人死亡，他引咎辞职，请求调往济南担任建设局局长。当时的济南，断壁残垣，大明湖也濒于淤塞。有人提议干脆把湖水放干，以免后患。牟宜之极力反对，主张用拆城墙的砖石，垒砌大明湖石岸，防止淤塞，还顺势把一所破庙里的牌楼整修一新，当大明湖正门。在他主持济南建设的几年中，修复开通了许多条马路，修建了青年桥、西门桥、青龙桥等多座桥梁。

当时，城市建设要用地，第一件要做的工作就是迁坟。他就贴出通告，有主的坟必须要迁，三个月没有迁的话，就按无主坟迁。江青没看到通告，他就把江青家的坟给迁了。要知道，江青是很重视祖坟——1948年时局紧张时，她就曾由多名卫士陪同回乡看坟。这迁坟事一出，牟宜之算是捅了个大马蜂窝，再也无法继续在山东工作，只好回到北京。

这期间，他失去了心爱的二子牟敦康(1928—1951)。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的牟敦康，东北老航校一期科班出身，1951年秋赴朝作战，曾击落4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F-86飞机。他率领飞行大队为友机解围成功，自己的飞机却严重受损；本可跳伞，但为保住飞机，他艰难地操纵着下降，不幸遭炮击牺牲。血气方刚的志愿军空三师七团三大队大队长牟敦康和他的战机，至今仍长眠在距鸭绿江口数十公里的海底。

1953年调回北京的牟宜之，因中央组织部帅孟奇的一句话“姓牟的去管木材好了”，担任中央林业部经营司长。他像以往一样，还是和鞋匠结交朋友、和篆刻店老板聊天。

1955年的一天，一个篆刻店老板和他闲聊，说“你们单位的李万铭也经常到我这儿来刻章。”当时，牟宜之和担任中央林业部行政处长的李万铭住楼上楼下。牟宜之觉得奇怪：李万铭不是爱好写字刻字的人，那他刻什么章？店老板说：都是公章，防空司令部、志愿军12军什么的。这令牟宜之大吃一惊，结果发现了震惊一时的李万铭政治诈骗案（北京人艺名剧《西望长安》便是老舍先生据此事改编）。

这时的牟宜之，依然心直口快。大家都说毛主席是大救星——他说不是说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么，怎么又说大救星？对待苏联专家要绝对尊重不能顶撞——他说怎么连一个小伙子都得捧着？苏联为什么要在东欧长期驻军？有些领导仗着资历老，不学无术，别人也有意见，只有他直接提出批评——他一辈子“疾恶如仇、口无遮拦”。

可是，他这些话语没有射中对方，却全都射到了自己身上。何况康生早就有话“就凭牟宜之他的社会关系，他不是右派也是右派！”

果然，1957年反右的大网一张开，牟宜之应声落网，1958年，连党籍也给开掉。俟“文革”狂风一起，全家被扫出北京，发往东北劳改。其实，他的性格和理想主义，早就决定了他不讨好的命运。

从1958年开始，牟宜之把生命中最后这17年幽暗的岁月凝练成大量诗歌。他把诗句写在纸片上、烟盒上、甚至火柴盒上，夹进一本毛选，放在一个皮箱里，一直带在身边。在诗歌里，他刻骨地思念天各一方的弟弟、生死相隔的爱子、死生与共的战友、还有那魂断东洋的初恋。

这一时期，他另一个儿子，在一零一中学念初三的牟敦白，因为诗歌而惹祸——他参加了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组织的X诗社，被牵连入狱；释放不久，又因卷入张郎郎（张仃之子）组织的学生文艺组织太阳纵队而再度被查。

1974年，邓小平亲笔批复牟宜之回乡度晚年。然而，携带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介绍信赴济南的牟宜之，却被当时的山东主政者坚拒。身心俱疲的牟宜之，脑血栓突发身亡。

2009年，《牟宜之诗》甫一出版，震惊四方，可是这诗所付代价实在太大——杜甫终究等到了“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时节。而牟宜之的悲凉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了。

■ 姨夫丁惟汾

牟宜之诗歌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姨父丁惟汾（1874-1954）。牟宜之管这个姨父叫“丁老师”。

丁惟汾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从政50年，热爱诗书，写有《俚语证古》（《诘雅堂丛集》）以及一部音韵学著作。丁惟汾之父是清末秀才，对文字和音韵颇有研究，著有《毛诗正韵》，深得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赞赏。

1904年，丁惟汾与其侄丁立同一起官费赴日，进明治大学学习法律。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东京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到会有丁惟汾等留日学生一百多人。丁惟汾咬指写血书，以激励众人。会上推定各省主盟人，徐镜心和丁惟汾被推定为山东省主盟人。

1907年丁惟汾回国，担任了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为山东省同盟会主要领导人。武昌起义后，丁惟汾等假法政学堂拟山东独立大纲数则，成立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公推山东籍京官夏莲居为会长。1911年11月13日召开了全省各界联合会，邀山东巡抚孙宝琦到会。丁惟汾等同盟会员将会场各门口把住，不准任何人出入。会议从上午8时开到晚上9时，孙宝琦被迫宣布独立，孙宝琦被推为都督。

不久，袁世凯派亲信取代孙宝琦，捕杀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等秘密去上海与陈其美联络，请求支援，并以山东同乡会名义，向山东商号募捐6000元，并亲自赴烟台，与先期到达的革命党人策动了烟台等地的起义，直至南北议和。

1912年，丁惟汾当选国会众议员，与徐镜心等联合山东国民党议员，坚决抵制袁世凯操纵国会选举。次年3月，宋教仁被谋杀。11月，袁世凯下令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派亲信为山东都督，屠杀革命党人。徐镜心被杀，丁惟汾避居家乡。

1915年袁氏称帝，山东反袁力量相继兴起。丁惟汾因为目标太大，没有直接走上前台，而是支持外甥薄子明，并由族弟丁惟枞秘密传递信息（丁惟枞代表丁惟汾担任薄军的机要秘书）。孙中山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下设五个支队，薄子明系居正的一个支队。薄后来为军阀所害，丁的另一个外甥郑培南，也为军阀所杀。

同盟会于1912年即民国元年，进行改组。推翻清朝后，部分革命党人趋向腐化。孙中山1914年另组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积极支持中共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也希望借合作改组，以图振作。此时，丁惟汾在上海领导一个国民党党部，“独撑海上”；还在上海创办《北方周刊》，秘密地向北方各省发行，鼓吹三民主义，时称廖仲恺和丁惟汾为孙中山左右二臂。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州举行，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丁代表北方议员参加了会议。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共产党员也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这次会议上，丁惟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等，都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在黄埔军校，丁与周恩来共事过一段时间，尔后赴北京，与李大钊一起负责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北方国民党力量在1927年以前有了长足的发展，仅山东就发展了二千多名国民党员，北方各省省党部也相继建立。

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进驻北京，反对所谓过激党活动。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不得不借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办公。张作霖1927年派兵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六十余人逮捕。事发后，丁的随从丛玉山脱身跑出，躲在东交民巷巷口，等外出的丁惟汾回来，两人一起逃走。

南京政府成立时，他曾一度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委员之职。中央政治大学成立，蒋介石任校长，丁是训导长。然而他发现蒋介石只是用他这块元老招牌，便离开了南京，闭门谢客。陈果夫曾多次登门，要他回南京复职，蒋介石也亲自来过。

抗战期间，丁惟汾身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国府委员，在重庆租了猪圈边的三间农房住。后来孔祥熙觉得有失蒋介石的面子，才请他搬到“林园”去住。但他吸的仍是便宜的大联珠牌香烟，穿老布的中式衣服、布鞋，饭食也极为简朴。当时，国共两党曾打算在陕甘宁边区设自治政府。周恩来等人多次希望他去，他也已决定去，但这个计划因蒋介石不愿出钱出粮而取消。

丁惟汾兄弟二人，他自己有五女一子，儿子丁立全留德学建筑，后来随父去了台湾。其兄有两子，长子丁立同在辛亥革命中被害，只有次子存世，叫做丁基石，亦名丁君羊。

1930年4月，饶漱石、赵尚志、丁君羊等三十余中共党员被捕，关在沈阳监狱里，已内定丁君羊、等七人枪决。得知情况后，丁惟汾亲自去了南京，一边找谭延闿、何应钦，一边登门拜访正在南京开会的张学良，他说：“我哥哥那个孩子，我当然不愿见他先我而死，再说在东北的青年人，你怎么能让他们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呢?”张学良立即打电报去东北，决定由枪决犯而改作看守犯。九 ·一八事变爆发，丁又派人去东北营救，三十余人在同一天交保释放。

1945年日本投降后，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曾到“林园”拜访丁惟汾，并问：“君羊同志好罢!”1948年济南解放后，中共华东局领导告诉丁君羊：“写信告诉你叔丁惟汾，要他不要去台湾。”丁君羊曾连写过两封信给叔父，但他都未收到。（丁基实：我所知道的丁惟汾）

去台湾前，丁惟汾曾说“我要不是身体不好（天气一冷就小便不通），现在不是往南走，而是往北走”。4年后，81岁的丁惟汾因脑溢血去世，蒋介石亲率长子蒋经国前往扶棺送葬。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同盟会元老丁惟汾的去台，对流落台岛的蒋介石政权而言，是极大的支持。他率子前往吊唁，显然有感念之意。

1950年代初，陈毅与丁君羊谈及丁惟汾，陈说：“他老先生实在不该走，还怕没个养老的地方。”

丁惟汾还有个侄孙丁观海，其长子便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第一次国共分裂后，丁惟汾曾帮助不少年轻人出国留学，留德的有龚介民、张丕介，留美的有李吉辰、于心澄、陶玉田、丁立全、丁玉秀、以及王隽英（丁肇中之母）。

■ 女婿黄万里

1957年5月，黄万里（1911-2001）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上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对北京的市政建设进行了批评，也批评了有些专家明知三门峡工程是错却不反对，甚至跟着高唱“黄河清”。毛泽东看到后批示“这是什么话”！他被划为右派，自然是在劫难逃。

黄万里与牟宜之这一对大右派是内表兄弟 ——丁惟汾是黄万里的岳父、牟宜之的姨父。牟宜之没有沾姨夫的光去国民党政府做官，黄万里也没有靠岳丈的资历和父亲的名望混官场。他们两人不但是亲属，也是诗友与至交。牟宜之1973年曾写诗赞黄万里：深谙水利慕禹功，思治黄河偿夙愿。欲济苍生志气高，逆鳞献璞君真健。

黄万里的诗词集《治水吟草》中，有三首诗写给牟宜之，一首《赠牟宜之》、一首《莫愁行》、一首《答酬宜之十八韵》。前两首写于1963年，后一首写于1973年３月，落笔伤感：

拜诵宜之枉答诗，顿时簌簌泪交颐。时清不及英豪士，忍逐骅骝落僻陲。

1937年，从美国拿了工程博士学位的黄万里回国，船停日本时，看见一个清秀的姑娘上船，他喜欢上了她，要了她家的地址。回国后，他去拜访意中人，发现丁家门口居然有大兵站岗，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她是丁惟汾家的五小姐丁玉隽。他第二次到丁府求见时，五小姐正在后花园里忙着处理一个小男孩的臭屎，那个男孩，就是丁肇中。

其实，丁惟汾对上海人印象不好。黄万里第一次去丁府拜访时，没有见到未来岳丈。第二天他又来到丁家，丁惟汾把女儿叫到一边问这个人是谁，女儿告诉父亲是归途中结识的男友。父亲问是哪里的人，女儿说是上海人。丁惟汾便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时局紧张，黄万里父亲黄炎培请丁的秘书陈希豪正式做媒，向丁家提亲。丁惟汾遂与黄炎培见面，两人相谈甚欢。一周后，黄万里驾驶父亲的汽车上庐山与丁玉隽成婚。

1949年，黄炎培让来香港出差的黄万里去见潘汉年，潘则让时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黄万里去策反甘肃省主席郭寄峤。黄万里回兰州后，居然真的去策反。郭寄峤对这个书生说，你干这个，杀你的头都行，可我不杀你，你快走吧——第二天就派小飞机把黄的家属送走了。

可是黄万里二哥黄竞武（1903-1949）则无此运气。1949年初，国民党开始把黄金与外汇秘密运往台湾，在中国银行工作的黄竞武秘密调查此事。消息走漏，特务上门抓捕，相关同事闻讯逃走。当天黄竞武没去上班，但逃出去的同事以为他被抓走，未敢联系。第二天，照常上班的他被逮捕。惨遭活埋时，离上海解放只有八天。他身后留下两个儿子孟强、孟复——后者曾任日后的南京市副市长、民建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黄万里的岳父去了台湾，父亲黄炎培则做了新中国政务院副总理。1957年，黄家先后有6人被划为右派，“文革”中更有数人殒命。黄万里的儿女们，除了大女儿，其他人受右派父亲牵连，成绩再好，也没有大学录取——不过，黄的大女婿，竟是数学家杨乐。

1960-1962年饥荒时，牟宜之身边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牟广丰才五岁。牟宜之说他真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几斤粮票救急，可又怕让他深为敬佩的总理难堪，埋怨他没有把国家管理好，所以想写的信终究无法提笔。

当时，黄万里在清华的院子里开了一块地种南瓜，送给妻兄一家，总算能使孩子们吃上一顿饱饭。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大的黄万里，本是桥梁工程师。为了解决中国的洪水问题，他考取公费留美，学习水利。在黄万里看来，水利绝对不仅是工程问题，更是民生问题——当然，他没想到南瓜能解决民生。

三十年后，那个当年在黄家吃南瓜的五岁小孩，在遇到环境评估的难题时，常常去清华请教表姑父黄万里。

■ 结语

辛亥革命以来一百年中国的前半段，少有安宁时光——不是异族入侵就是同室操戈，充满血雨腥风。牟、丁、黄三个家族，就政治立场而言，曾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三个家族的历史，展示的正是一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真实图景。

一个民族，总是平凡者众。可是，总有些“不识时务”、不恋荣华、甚至不惜生命的人，说他们单纯鲁莽也好、堂·吉诃德也罢——因为这种高洁与无畏，这个民族才能五千年生生不息。

丁惟汾曾经对晚辈说，我已经没办法，当了政客了。但你们做晚辈的，谁也不许当政客！男的都去学工程，女的都要去学医。于是，外甥牟宜之学工程，女儿丁玉隽学医，挑中的女婿黄万里也念的是工程。但他这个革命老将没有料到，念什么也难逃政治风浪。

繁华落尽，政治的大风大浪总会过去。退潮之后，生命在这广阔世界所能留下的痕迹，唯文字而已——“诗书继世长”。（本文未署名图片由牟广丰先生提供）